浅谈民事侵权赔偿之连带责任
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

关健词： 连带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 无意思联络的分个侵权行为 追偿权 不真正连带责任
摘要：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为解决侵权赔偿问题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实践中出现的大量侵权案件往往出现两个至两个以上责任主体，多个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方式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侵权责任法在承继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充了连带责任的规定，本文在侵权责任法基础之上，在结合民法通则、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有关连带责任的规定，对民事侵权赔偿中的连带责任作深入探讨、思考，以期侵权责任法修改、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
一、侵权责任法中对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一种法定的侵权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之间有连带关系。据此理解，连带责任有法定连带责任与约定连带责任之分，前者产生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共同过错或者过失是承担连带责任的重要前提，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明确规定，后者则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之所以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因为共同的过错或者过失，如《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中的连带责任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因为共同过错或者过失，或者共同危险行为，或者虽无共同过错或者过失，但行为之间的结合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或者直接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应当承担连责任中的全部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也可以要求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后对于被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归于终结，而产生内部因过错、过失和原因力大小责任分担和追偿问题的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连带责任突破了现代法对自己责任的理论限制，有效地强化了对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被侵权人权益的保护，加重了相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罪责自负、自己责任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每个人应当就自身所犯的过错，在其理性能够预期或者应当预期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世界及中国的古代刑事法典对犯罪责任均有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中国古代社会，一人犯罪，满门抄斩，诛连九族。　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终于清末，贯穿整个封建文明法制史。刑事连带责任致人人自危，户户自保，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法治精神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1905年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下，连坐制度才正式取消，刑事法律罪责自负充分体现了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当代民事法律则对连带责任有明显的扩张之势，且为世界各国法律所肯定，民事侵权中的“自己责任”逾来逾受到更多的制约和限制，这种连带责任已经明显超出共同侵权的规定。
二、侵权责任法中所规定的连带责任类型
侵权责任法大量条文规定了连带责任的承担，有些是真正连带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等条款；有些是不正真连带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六条等条款。关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稍后探讨。现就法条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的类型作如下分类探析：
1、共同侵权行为之连带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非常明确此种连带责任是基于共同侵权的原因而应承担的连带责任，那么何种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呢？法条并无明确的规定，那么什么是共同侵权行为呢？有观点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人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过错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王利明《民法学》第55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帮助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教唆帮助人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该共同侵权由教唆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其其监护人只要尽到监护责任便无需承担责任，王利明关于共同侵权的概念显然存在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共同加害行为，又叫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本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从而造成损害的行为。【魏振瀛《民法》第70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下）第922页则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和唆助性共同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意图对共同侵权的概念予以重新构建， 该条款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 司法解释显然对共同侵权的概念予以无理由的扩张，其错误在于将无意思联络的分个侵权行为客观归结为共同侵权。笔者认为共同侵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人，由于共同的过错或过失而致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2、共同危险行为之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且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共同危险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共同过错，未实际致害的其他行为人并无过错，其实际上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目的在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共同危险行为人而言，根本难以区分各个行为人责任大小，且其中造成损害后果的实际仅是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鉴于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各共同危险行为人内部承担均等赔偿责任，对于被侵权人则承担连带责任。
3、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之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行为所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行为。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行为是指每个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之前以及实施侵权行为过程中，没有与其他行为人有意思联络，也没有认识到还有其他人也在实施类似的侵权行为，其每个个体所实施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被侵权的全部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这里的“足以”并不是指每个侵权行为都实际上造成了全部损害，而是指即便没有其他侵权行为的共同作用，独立的单个侵权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全部损害。
4、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权随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5、买卖拼装、报废机动车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侵权责任法采用的利益控制理论原则，转让拼装及报废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机动车辆作为高度危险物件，拼装、报废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危害公共安全，转让人、受让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6、高度危险物致害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了高度危险物致害的连带责任，所有人对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具有过错和所有人、管理人对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
7、妨碍公共道路通行致害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妨碍公共道路通行引起的侵权纠纷，承担责任的主体即包括对公共道路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也应包括具体实施堆放、倾倒、遗撒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前一类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应源自于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管理义务，可以理解为只要因公共道路上的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侵权的，视为对道路负有管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未尽到相应管理义务，应该说事实上适用的是无过错原则。后一类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应源自于其在公共道路上实施了堆放、倾倒、遗撒等危险行为，应该说适用的是过错原则。笔者认为该条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连带责任，但道路的管理人如存在未尽到法定或约定的管理义务，具体实施堆放、倾倒、遗撒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了妨碍通行的侵权行为，如果造成损害后果，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8、雇员致害之雇主赔偿责任中的连带责任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了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该解释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提供劳务者致害赔偿相冲突，雇员致害赔偿纠纷已为提供劳务者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所取代。
连带责任中被侵权人主张权利对象的处理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解释》规定内容显然对连带责任的内涵予以无理由的限制，造成了对被侵权人合法权益的剥夺侵害。《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 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据此笔者认为，对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有权请求全部连带责任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这才是立法的本意所在，《解释》规定　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该解释内容显然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不符。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解释》建议稿的内容为： 被侵权人起诉部分连带责任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其他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被侵权人不同意追加的，依照被侵权人起诉的连带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笔者对建议稿的内容持赞同意见。
连带责任的追偿权行使。连带责任的规定是各连带责任主体相对于被侵权人的外部责任，连带责任主体均有对被侵权人全部清偿的法律义务，对于连带责任主体内部而言，各连带责任主体根据各自过错大小、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或均担或按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已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其有权对于超出自己应承担份额予以追偿。
三、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相关问题。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对于被侵权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每个当事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产品缺陷赔偿、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缺陷及不合格血液赔偿、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环境污染赔偿、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害赔偿，上述法条规定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有连带责任的字样，但上述赔偿中的赔偿责任人对于侵权事实的发生并非具有过错或者过失，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根据就是法律的规定，明确地说就是赔偿责任人并非侵权责任人，其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是对侵权人承担的连带责任，而这一种连带责任则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几个责任中，有的责任是基于合同违约，有的责任是基于过错侵权，违约责任一般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而过错责任一般要与过错的程度和过错的大小相适应，因此，两种责任的给付内容未必就一定相同。在多数债务人或者责任人 人当中既有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关系，又有数个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外和对内效力。而在这数个债务人之间往往还涉及一类特殊的责任主体，即“终局责任人”。所谓终局责任人，是指对数个责任的发生应最终负责的人。根据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产生原因，各责任人之间不存在内部分摊关系，即使其内部求偿也非基于分摊关系，而是基于终局的责任承担，其性质与连带责任人内部求偿不同。
　　侵权责任法对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定的局限性。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因过错致产品产生缺陷的销售者、运输者、仓储者都可能是缺陷产品赔偿的终局责任人，各方因其过错可能对于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终局赔偿责任，但《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仅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如果从字面理解的话，被侵权人要么选择向生产者请求赔偿，要么选择向销售者请求赔偿，二者只能选其一，而不能同时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不能请求二者承担连带责任，且不能向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请求赔偿，笔者认为此规定可能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对于被侵权人权利的实现也不能尽最大限度地予以保障，甚至可能出现终局责任人不承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或者被侵权人重复赔偿的可能性。
被侵权人起诉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任何一方后，是否丧失了对其他方的诉权。
有观点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债权人对各债务人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各债务人独立地对债权人负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债权人对各债务人均有实体法上的诉权，可以对部分或全部债务人同时或先后提出请求。只要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则无理由对其予以限制。该观点存在的问题在于债权人选择分别起诉各债务人，可能得到两个胜诉的判决，获得双重赔偿，这违背了民事赔偿的救济原则，构成不当得利。所以笔者认为应禁止被侵权人同时向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分别提起诉讼，在技术层面，法院应当慎于审查，如能够确认被侵权人已经在前一个诉中获得赔偿，则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其第二个诉求。这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如果被侵权人虽然第一个诉中获得赔偿判决，但该判决中的赔偿责任人出现不能赔偿或者无能力赔偿的情形，生产者、销售者之法人注销或者自然人死亡，或者被执行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因其未履行判决又不能向终局责任人行使追偿权，此时终局责任人有赔偿能力，那么被侵权人能否提起第二个诉？被侵权人可否向有赔偿能力的终局责任人（如造成产品缺陷的运输者、仓储者）请求赔偿？笔者认为出现此种情形，被侵权人有权提起第二个诉，法院应当支持被侵权的人合理诉求，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应当对此问题予以明确司法解释。
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在诉讼中能否作为共同被告？。《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不真正连带责任，既包括性质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如违约和侵权，也包括性质相同种类法律关系。那么法院对于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能否将终局责任人和不真正连带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合并审理呢？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对于诉讼标的不是同一种类时，则应分别受理，各自独立作出判决，所以对涉及两个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合并审理，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有人主张，只要受诉法院有管辖权，为简便程序节约诉讼资源便于查清案情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侵权人合法权益，也可按普通共同诉讼对待，因为此时各个诉讼的目的在客观上相同。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毫无疑问，这将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相矛盾，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存在重大立法技术缺陷，该条款应当予以修改，修改后内容表述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因过错致产品产生缺陷的运输者、仓储者请求赔偿，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同样《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缺陷及不合格血液赔偿、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环境污染赔偿、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害赔偿，上述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出现与缺陷产品致害赔偿同样法律问题和立法技术缺陷，相关法律条文应当作以合理修改，司法解释亦应当予以明确。实践中如果被侵权人起诉时仅选择不真正连带责任人起诉的，法院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决定是否追加终局责任人为共同被告，法院决定追加的，应先征得被侵权人同意，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应注意将可能产生的后果向当事人释明，由被侵权人决定其诉讼责任主体。
　　　
作者：马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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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及我国相关立法建构之新探

刘侨，李奇遇


内容摘要：
当前，性骚扰作为一种人格异化的社会现象在美国的女权运动中最先提出后，愈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然而在我国相对粗浅及贫乏的相关立法的前提下，性骚扰仅仅作为一类道德领域内的社会现象或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而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予以规制。虽然在学理上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在笔者看来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片面性且尚有相当的完善空间。本文着重于对性骚扰行为的内涵与外延等相关本体方面的论述，进而提出相关立法建构的主张。
关键词：
性骚扰 性侵犯 立法建构

性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的生命活动，是人之大欲，也是人之生命。它是人通过从相对方的身上得到性欲上的满足的生理过程以及伴随的心理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出于人际交往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人们发现有必要对性这一人类的本能活动予以规范和限制，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而性骚扰却表现为人类本能不断冲击和逾越社会文明规则的行为现象，而这一行为现象却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条件下，人类对正常精神及生理需求的反叛和解禁的过程中形成的。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密执安大学著名的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首次提出“性骚扰”这一概念以来，其不仅成功的改变了美国法学和法律界对女性的态度，使女性在“被男人支配和设计的秩序中”建立了一种新的力量关系的同时还引起了西方社会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意义广泛的关注。
一、性骚扰的界定
由于性骚扰的社会性及反常理性，要予以其确切的定义存在相当的难度，这也就导致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不一致性。99年版的《词海》首次收入了“性骚扰”词条，其释义为：“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用语。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力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表现。”该释义揭示了性骚扰的两个关键要素，即体现为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阶级”要素及体现为性别歧视的“性别”要素。中国香港在《性别歧视条例》中将性骚定义为：“一方向另一方做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冒犯行为，包括不情愿的肉体接触、性贿赂，提出与性相关的行为作为给予某种利益的条件，此外还包括不涉及肉体接触的言语、图文展示、眼神及姿势等。”
麦金农通过对工作中性别歧视和压迫的观察分析，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她认为“性骚扰即通过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法院或其他公共领域，以欺凌、威胁、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要求或举动的行为。麦金农还指出性骚扰是从妇女角度和经历提出的第一个法律要求，是性别歧视的一种方式，是性暴力的一部分或延伸。” 事实上，美国法律也主要是从女性工作和就业的角度来将性骚扰界定为一类在就业中为法律所禁止的性歧视行为，且加拿大法律也把性骚扰看作是特殊的性别歧视行为。1980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对性骚扰的说明是：“不受欢迎的性表示、性交要求、以及其它有性性质的言语或躯体行为。”对于性骚扰的定义除与就业有关外，也有人认为还与获得的学习或培训机会有关。如MacKinnon指出，“为了获得就业或学习机会以性顺从作为交换或提议为交换。”这种交换将隐藏于性表示之后的具有威逼性质的因拒绝顺从而实施的报复行为昭然若揭。
我国大陆关注和研究性骚扰问题是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尚未在立法上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国内对性骚扰的研究和报道，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是：违背当事人的意愿，采用一切与性有关的方式去挑逗、侮辱和侵犯他人的性权利， 并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其行为方式包括口头性骚扰、行为性骚扰和环境性骚扰。但也有学者认为性骚扰应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的两种解释。广义的性骚扰主要指发生在工作、学习、娱乐等公共场所的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根据其程度可分为一级性骚扰和二级性骚扰。二级性骚扰包括语言骚扰、性挑逗及性胁迫。只要其行为情节己经造成了使女性感到受威胁、损害或有敌意的环境，即构成了二级性骚扰；一级性骚扰是指性攻击行为，包括强奸、性虐待及任何造成肉体伤害的性暴力或异常性行为。而狭义的性骚扰通常是仅指二级性骚扰。
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均有失偏颇，并提出以下疑问：性骚扰是否只能发生在权力、地位不平等的行为主体之间？是否仅仅体现为一种性别歧视而排除同性之间的性骚扰行为？是否必须存在着就业或学习的利益交换和驱动？是否当然的以暴力为表现方式？答案是否定的，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性骚扰是指行为人以性欲的满足或放纵为目的，违背他人性意志选择的自由，而采取的对他人性利益的非实质性挑衅、干扰或对进一步采取实质性侵害的暗示，而使他人对自身性利益的保护产生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行为。可以说，性骚扰是建立在一种非常态的性观念、性道德的基础上的无视他人人格权利的侵权行为。
可见，要构成性骚扰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行为主体的广泛性。由于性骚扰是一种对他人性利益的非实质性侵害，因此其表现方式及程度的范围十分广泛，这也就决定了其行为主体的广泛性。笔者认为，性骚扰的行为主体只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即可，包括男性、女性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里，实际上承认了同性之间性骚扰的存在。据国外一项调查表明，当妇女控告受到性骚扰时，性骚扰者总为异性（男子）；男性控告受到性骚扰时，40－50％ 的性骚扰者是另一名男子；女性控告另一名女子性骚扰的百分比为2％。 此外，有大量案例表明在学校等教学场所，具有限制民事能力的学生也时常会在事实上对成年教师进行性骚扰的活动。
（二）行为是以性欲的满足及放纵为目的的。由于性骚扰并非以强行性交为表现方式，且其严重程度也轻于强奸，因此通常成为人与人之间某种物质或机会利益的交换条件，因而也时常发生于工作场所、职务上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以及一方以他方权力为利诱的情况中。然而，之所以采取性骚扰来作为利益的交换条件而非其它，归根到底还是行为人的性需求使然。因而，即便是在一种非利诱的情况下也同样存在性骚扰发生的可能。如具有露阴癖好的人向他人实施的暴露行为即属于非利诱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行为，其单纯以反自然性欲的满足为目的。
（三）行为主体主观上出于故意。性骚扰的行为主体总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针对特定对象而开展实施，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达到满足及放纵其性欲的目的。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可能出于过失，如长期生活在性风俗、性观念比较开放的地方的人在相对保守的地方，其习惯性行为可能引起当地的反感或抵触而误认为为性骚扰；又如在公交车或其他拥挤的公共场所，人们也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无意间触碰到对方的性敏感部位，或由于某些纠纷在吵架中所使用的带有性意味的辱骂性语言均不属于性骚扰的范围之内。
（四）行为客体为对性利益及其相关权益的侵害。这是性骚扰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这里所指的性利益是指行为相对人的性敏感部位不受侵犯以及与性相关的心理和精神上免受不利影响的权益，因而可分为身体上的利益以及精神上的利益。前者主要是指相对人性敏感部位的利益，即足以对他人产生性刺激的部位。行为人对于相对人身体上的侵害通常表现为直接的侵害方式，如触碰、抠挠、挤捏等，若行为人使用道具辅助也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直接性。当然，如果行为人对相对人非性敏感部位的侵害则不构成性骚扰而构成其它的人身侵权行为；后者主要是行为相对人与性相关的精神上的利益，这是相对人性利益的核心，也是性骚扰主要侵害的客体。行为人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的侵犯均可造成相对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因此对相对人身体利益的损害也就必然会导致对精神利益的损害，其主要包括相对人对行为人对自身性侵犯的恐惧、担心以及事后的痛苦、屈辱进而造成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生活规律和内心平静都受到极大干扰,丧失一个正常人所应享有的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尊严感。可见，性骚扰的实施必然导致对相对人与性相关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同时，对性利益的侵害实质上表现为对贞操权的侵害，而贞操权是自然人基于其保持性纯洁的品行产生的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人格权利。然而，性骚扰的侵害客体并不仅限于贞操权，还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广泛的人格权利，如人格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名誉权及隐私权等等。
（五）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即受性骚扰行为作用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人，而不能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如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向公众做出某种具有性暗示的淫秽动作或暴露其性器官的行为对于公众来说不具有强制性，由于其行为不具有针对性，故每一个行为对象都可以选择受其作用或不受其作用，故其完全可以自行避免其性利益受到侵害并排除对其人格自由权的限制。
（六）行为的单方性和强制性。性骚扰是行为人单方的强行要求相对人受其作用的强制行为。其不同于双方的合意行为，其仅仅表现为行为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并将其强行施于相对人的身上，而不考虑相对人的意愿，但如果相对人事后对行为人的行为予以接受，则不够成性骚扰。行为人的强制行为可以依其程度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最为直接的方式即通过暴力手段对相对人的人身进行控制，并对其强行实施猥亵行为。间接的方式也同样可以体现行为的强制性，如通过电话、短信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在相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淫秽的语言描述进行强制性的性骚扰。当然，行为发生的偶然性与持续性对于性骚扰的成立和强制性并不影响，只要相对人在性骚扰行为的进行过程中具备选择避免或抵抗的能力则可对抗行为的强制性。
（七）行为方式的非实质性。这是对性骚扰行为程度上的限定，主要是将其与强制性交行为予以区别。骚扰是一种对他人利益的非实质性挑衅、干扰或是对行为人进一步采取实质性侵害的暗示，而使受害人产生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行为。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达到某种实质性侵害而进行的前期试探性或预备性行为，如果行为人直接实施了实质性的侵害则发生了质的改变，且直接达到了其侵害的目的，实现了其侵害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没有骚扰的必要。而对于性侵犯来说，性交则是行为人性利益的最终追求，是其实质性利益之所在。因此，除性交以外的其它行为均难以达到性交对行为人性欲的满足及相对人性利益损害的程度。因此除性交以外的一切行为均可视为非实质性方式而构成性骚扰。
二、性骚扰的范围与类型
根据以上论述，直接对于性骚扰进行界定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而通过对性骚扰范围的划定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界定方法。实际上，性骚扰行为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其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其广泛的涉及面。其中，程度最大、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的应当是行为人的猥亵行为，这在我国刑法中被规定为性犯罪；而程度最轻的应当表现为行为人通过间接强制手段对相对人与性相关的精神利益的侵害行为。因此，界于这二种行为之间的性侵犯行为都应当被认定为性骚扰，这也就直接反映了性骚扰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例如，行为人邮寄含有色情及淫秽内容的信件给相对人，强行搂抱及亲吻以及将相对人捆绑后进行的猥亵行为等，虽在程度上不同，但都具备构成性骚扰的条件。
可见，性骚扰应当属于性侵犯的一种，且与其它某些性侵犯存在着区别与重合。性犯罪是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性侵犯行为，也是性侵犯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在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中，性犯罪主要是通过强奸罪、奸淫幼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罪等来予以规制的，而其中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均应当属于性骚扰的范畴。性别歧视以及性别偏见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表现为以带有偏见性语言或行动来侮辱、贬低、敌视女性的行为，其属于性侵犯的一种，且与性骚扰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即当性别歧视发展到对女性性利益的非实质性侵害时，则是以性骚扰为行为表现形式的。所谓性挑逗是指一切不受欢迎、不合时宜的带猥亵性暗示的挑逗行为，包括掀衣服、触摸他人性敏感部位、向他人暴露性器官、展示色情图片等，即足以对他人产生性刺激或性幻想的性侵犯行为。根据性骚扰的构成条件，性挑逗均应当为性骚扰的组成部分。性胁迫是指经威胁、逼迫而违背对方性意志强行与对方发生性交或其它性服务的性侵犯行为，其主要强调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基于对相对方的精神控制。但由于性胁迫的动机仍然为行为人性欲的满足与放纵，而其非实质性的其它性服务的行为方式也同样构成性骚扰。性暴力则主要强调性侵犯的行为方式的激烈程度，而这在性骚扰中也是同样存在的。至于性攻击则主要包括强奸、性虐待及任何造成与性相关的肉体伤害的暴力动作或异常行为。可见，性攻击在强度上要远远大于性骚扰。
基于以上对性骚扰范围的分析可根据不同的角度对性骚扰作如下分类：
（一）根据行为人实施的性骚扰行为是否存在对相对人利益的胁迫或控制，可将性骚扰分为纯粹性骚扰和非纯粹性骚扰。前者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工作、学习或金钱等其它利害关系，或许二者并不认识而仅仅是行为人出于其纯粹的生理需要而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后者主要是指行为人掌控并威胁相对人的利益，即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而由行为人实施的性骚扰行为。这一般发生在二者相互熟识的基础上。
（二）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性骚扰持续时间的长短，可分为即时性骚扰和持续性骚扰。前者即行为人由于一时的性冲动而不选择对象所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其往往是一次性的，以行为人性欲得到满足为终止；后者是指行为人长期、持续的对同一相对人所实施的性骚扰行为。持续性骚扰的行为人通常伴有其它的目的，可能是出于报复或恶意的戏弄，长期、反复的对相对人实施性骚扰行为。当然在长期行为过程中短暂的间断并不影响行为的持续性，但行为的对象必须指向同一个相对人，若是指向不同的相对人，则形成多个连续的即时性骚扰行为。
（三）根据行为人实施性骚扰行为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直接性骚扰和间接性骚扰。前者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处于同一行为现场的性骚扰行为，如猥亵、露体、触摸相对人敏感部位等；后者是指二者处于不同行为现场的性骚扰行为，如行为人通过电话、短信、信件、邮件等方式对相对人造成的性骚扰。直接性骚扰既可以对相对人造成身体利益的损害也可以造成其精神利益的损害，而间接利益只能对相对人造成精神利益的损害。
（四）根据行为人与相对人间性别的不同，可分为异性性骚扰和同性性骚扰。异性性骚扰通常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然而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的事实。虽然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往往在与性相关的行为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其同样也可以对男性造成身体利益以及精神利益的损害，但因为男性往往能够避免其损害的发生，故该种情况发生机率较小。而同性间的性骚扰则表现为男性对男性或女性对女性所实施的性骚扰行为。由于同性间的生理条件及能力相似，故行为人的性骚扰所造成的损害相对人不易排除。
（五）根据性骚扰发生的地点、场所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电话和公共场所性骚扰、工作场所性骚扰、家庭性骚扰和校园性骚扰。 第一种行为表现为如电话总机接线员收到的性骚扰电话，公共汽车、电影院舞厅、电梯、公园等公共场所发生的性骚扰行为等。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通常是在上司和下属、单位同事之间发生的。其具体表现为利用相对人的从属地位，以升迁加薪等为诱饵进行的性骚扰行为，还有利用工作之便对相对人进行搜身进而触摸其性敏感部位等的侮辱行为。家庭性骚扰通常发生在有一定亲属关系或在同一房屋、庭院内居住生活的人之间。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性骚扰行为：兄妹之间、继父与继女之间、雇主与保姆之间的性骚扰行为。校园性骚扰主要发生在师生之间、教师之间、同学之间。如教师利用管理教育学生的便利条件对学生进行性骚扰行为。另外由于一些学校治安环境不良造成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到校园中对学生进行的性骚扰行为。
三、性骚扰与相关特殊问题的探讨
以上论述虽已对性骚扰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明确，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的性骚扰的界定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关于婚内性骚扰的问题，即夫妻之间是否构成性骚扰的问题。该问题与刑法学中争论已久的“婚内强奸”问题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性侵犯行为对婚姻关系所发起的冲击。婚姻关系与其它的人际关系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由于夫妻自己的性权利是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夫妻之间往往以各自所享有的性权利来排除他人的侵害，以及对其配偶性利益的限制。既然夫妻相互间的性权利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那么是不是行为人对其配偶所享有的性权利具有使用的绝对正当性呢？行为人是否可以违背其配偶的意愿而强制对其发生性接触或性行为呢？笔者认为，性骚扰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夫妻双方性权利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双方平等的地位并自愿对对方性权利予以承认，即双方性权利的行使是双方合意的结果。然而，这里所指的性权利还应当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如果其行使违背了配偶的意愿，并对其性利益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则应当予以规制。因此，夫妻之间亦应存在性骚扰，但其存在的条件是一方对其配偶所实施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单方强制行为。然而，为了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对不同程度的婚内性骚扰行为所施加的责任应当不同。对侵害配偶性利益所造成的后果较小的情况下，可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应当施以道德上的否定评价，而在后果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则可依实际情况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关于性骚扰与调情的区别。调情是指两性间基于正常的爱慕或性吸引为了促进相互间感情发展而实施的抚摸、接吻、拥抱及带有性刺激的语言等行为。调情在其行为表现形式上与性骚扰类似，故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调情与性骚扰的本质区别则在于其不具备行为的单方性与强制性。调情是一种双方合意行为，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得到了相对人明示或暗示的接受和允诺的，且相对方完全可以选择是否受行为人行为的作用。因此，如果相对方在接受行为人调情行为之后，又以此控告行为人对自己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则在法律上不应当予以支持。但如果双方在调情过程中，一方明确向另一方要求行为的终止，而另一方依然实施行为则构成性骚扰行为。这里可以顺带说明一下性骚扰与性贿赂、通奸的区别。如上所述，性贿赂与通奸实际上与调情类似，可认定为一种双方的合意行为，因为行为人所要求的性行为或性服务得到了相对人的接受和同意，且其行为方式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性骚扰的非实质性条件，故性贿赂和通奸行为均不够成性骚扰。
最后，关于性骚扰与辅助性自行泄欲的区别。所谓行为人的辅助性自行泄欲，是指行为人通过借助他人的毛发、服饰、画像和相片等物品而自行得到性欲满足的行为。因此，该种行为不具有对他人性利益的侵害及社会的危害性。然而，行为人的辅助性自行泄欲行为如果不对他人作用，即不为他人所知晓或看见，其行为只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犯。但如果该行为被物品所有人知晓或看见，能否对其构成性骚扰呢？根据前述的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辅助性自行泄欲当然的排除对他人身体利益的侵害，也同样不存在对他人与性有关的精神利益的侵害。这是因为，辅助性自行泄欲并不强制物品所有人受其行为之作用，而仅仅是非法侵害了物品所有人的物品占有权，物品所有人完全可以避免行为人泄欲行为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而依法恢复其对物的占有权。此外，行为人行为对象仅为他人的物品而非人，因而不具备性骚扰行为对象为特定人的条件。
四、我国性骚扰之立法建构
性骚扰在立法中予以规制最早出现在美国，如前述的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1980年就性骚扰行为而制定的专门法规便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比利时、瑞典、西班牙、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对于严重的性骚扰行为，有的国家如加拿大、法国还将其规定为妨害风化罪，西班牙等国将其归入侵犯性自由罪。联合国同样很关注妇女性骚扰问题，为了保障妇女权利，联合国通过了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18项公约和5项宣言。其中1993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规定，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发生在公共工作场所还是生活中的行为均属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二条第1款明确将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忧，第3项把国家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均列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中。
我国法律目前未专门对性骚扰予以规定，但有关立法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37条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4款中均有相关规定。然而，我国关于性骚扰的立法现状是存在相当明显的缺陷的，对于性骚扰受害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其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于性骚扰没有直接明确的法律界定，对该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未予以明确的规定；其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均未涉及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问题；第三，分散的立法模式容易造成对性骚扰理解的混乱，从而为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带来困难。
笔者认为，对于性骚扰应当进行专门立法予以规制方能解决上述问题。不容否认，制定专门调整是性骚扰的法律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立法工程，而且有许多关于性骚扰在法律意义上的定性问题在学界尚未形成共识。这里，笔者将紧密联系我国国情，根据现实需要，参考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实践和经验，对性骚扰的相关立法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关于性骚扰属于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性骚扰作为一类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对他人性利益的侵权行为，因此不能对其完全作出道德和法律上的归属。性骚扰的内核是对性道德的颠覆，但同时需要法律来予以规制和惩处。然而，考虑到性骚扰行为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及其程度和造成的损害后果的不同，不能对所有的性骚扰行为都追究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应当对给受害人造成一定严重程度的不利后果时方可给予行为人法律上的处罚。在这里，不妨为受害人对性骚扰可采取法律救济的底限设定一个标准，即只要受害人所患有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与行为人的性骚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则可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次之，关于性骚扰行为所属法律关系的性质，即性骚扰应当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还是刑事法律关系，对于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应当定性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的问题。由于性骚扰主体缺乏行政权能，且其行为性质并未体现行政权力的行使，故可轻易的排除其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民事及刑事立法现状来看，性骚扰行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象，而部分严重的行为则涉及到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中。因此，除性骚扰中的性犯罪行为为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外，其它行为均为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
再次，关于性骚扰诉讼中的举证问题。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性骚扰诉讼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困难。虽然性骚扰的行为人有少数在公共场所实施，其绝大对数是在较为隐蔽的或私人场所实施，且其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受害人的身体利益和精神利益难以实现有形化证明，而对于其性利益的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更加难以明确，所以如果要求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则不利于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在性骚扰的诉讼实践中不妨考虑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即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大大降低了诉讼中的举证难度，也有利于对受害人正当利益的保护。实际上，对于此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不会为被告带来多少负担，对于直接性骚扰被告只需有效的证明其与受害人所主张的受侵害的时间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致即可免责，而对于间接性骚扰，则可通过调取通话记录、邮件记录及短信记录即可揭示案情事实。然而，为了防止受害人滥用诉讼权利而对被告带来的不便，应当增加性骚扰案件的诉讼费用，即通过增加性骚扰的诉讼成本来限制受害人诉讼的无目的性和随意性。
最后，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体例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存在两种做法，一是制定单行法规，如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而更多的国家是将性骚扰问题规定在劳动法或相关的公司法中，采取分散式立法，如法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我国学者则大多建议先在有关部门法中增设性骚扰条款，如在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可以明确针对妇女的性骚扰的定义、有权处理该问题的机构、处理该问题的基本程序、处理原则等；在制定民法典时增设有关性骚扰的条款。事实上，性骚扰行为已构成对公民诸多民事权利的侵害，但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对此类权利的保护过于原则化，应在修改时增强其可操作性；在公司法中增设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如规定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等高级管理层应当对性骚扰问题设立内部检查制度及申诉程序，使所有雇员了解到性骚扰的禁止性纪律规定；在劳动法中增设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如规定用人单位有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安全的良好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用人单位应当制定禁止性骚扰的纪律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受理职工关于性骚扰的投诉请求以及调查处理等，这些内容还应在劳动合同中予以规定。最后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出台一部专门的反性骚扰的法律 ，对本文所论述的关于性骚扰的界定、范围及相关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苏玉环：《性骚扰之民法研究》，《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4年第1期总第40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