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政府


襄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20号




　　《襄阳市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已经2011年10月12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别必雄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襄阳市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工伤、生育保险基金共济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和国家、省关于职工生育保险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伤、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工作。
　　工伤、生育保险按照统一政策，统一服务管理标准，统一基金管理办法，统一经办流程，统一信息系统的要求推进。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都应当按属地管理原则参加工伤、生育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雇工（以下简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生育保险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生育保险事务。
　　第五条　本市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统一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257号）等规定执行。
　　第六条　工伤、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后，各县（市）和襄州区要切实履行扩面征缴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本级政府补助资金。人社、财政、地税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工伤、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工作。
　　

第二章　基金征收及待遇支付
　　

　　第七条　工伤保险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制。我市用人单位行业差别费率标准统一确定为：一类行业0.8%，二类行业1.5%，三类行业2%。浮动费率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基金使用、工伤发生率和所属行业费率档次等情况，提出用人单位缴费费率浮动方案，经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执行。
　　本市用人单位生育保险缴费费率为1%。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生育保险费。
　　工伤、生育保险费按照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缴纳，职工缴费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各县（市）和襄州区执行如有困难，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可暂按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过渡期三年，过渡期满后全市缴费基数实现统一。过渡期内，全市缴费费率、待遇项目和报销比例执行统一标准。
　　事业单位工伤、生育保险费按原渠道解决。
　　为有效防范统筹基金风险，提高参保人员待遇水平，可建立补充工伤保险，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
　　对建筑、服务、矿山等行业中难以直接按照工资总额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企业，按照《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人社部令第10号）规定执行。
　　第九条　县级以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保核定工作。工伤、生育保险费由地税部门负责征收。
　　第十条　工伤保险待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生育保险待遇按国家、省、市关于职工生育保险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市区工伤、生育保险待遇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各县（市）和襄州区工伤、生育保险待遇由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支付。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情形的，基金的追偿由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第十二条　工伤、生育保险统一执行国家、省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服务设施范围标准》和省制定的工伤康复系列技术规范，就医实行定点管理。
　　统一定点医疗机构、工伤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管理办法和费用结算办法。参保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安装工伤辅助器具、进行工伤康复治疗，按同一统筹地区管理。
　　

第三章　基金预决算管理
　　

　　第十三条　基金预决算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有关规定，统一组织编制。
　　市、各县（市）和襄州区实行市级统筹前结余的工伤、生育保险基金留存当地管理，主要用于弥补以后年度经批准的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缺口。
　　第十四条　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基金预算方案编制程序，依照《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执行。工伤、生育保险基金预算严格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留有节余”的原则，规范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第十五条　工伤、生育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基金收入预算和基金支出预算。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工伤、生育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收入、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基金支出主要包括工伤、生育保险待遇支出、劳动能力鉴定费支出、医疗费支出、转移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其他支出等。
　　第十六条　工伤、生育保险基金预算审批。年度终了前，各地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同级地税部门编制本级下年度基金预算草案，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核，经同级政府同意后，报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编制市本级工伤、生育保险基金预算草案，并汇总各地上报的预算草案，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审核，经市政府批准后下达各地执行。
　　第十七条　收支预算的执行。
　　（一）各县（市）和襄州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严格按批准的预算执行，每月编制《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分别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财政部门、上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二）建立基金预算执行的奖惩机制。在预算收入的执行上，对超额完成年度预算收入和扩面征缴计划的，超收部分增加当地历年累计结余指标，并可转入以后年度；对未完成年度预算收入和扩面征缴计划的，短收额由历年累计结余指标弥补，没有历年累计结余的，由同级政府负责；
　　（三）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汇总各县（市）和襄州区《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编制全市《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分析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按时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在执行过程中不得随意调整。如出现政策变化等特殊情况对预算产生重大影响，确需调整预算时，应按照基金预算编制程序，由各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地税部门提出预算调整方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汇总、财政部门审核，同级政府审定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审核汇总，并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的监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市、各县（市）和襄州区年度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条　建立工伤、生育保险基金风险预警制度。市、各县（市）和襄州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定期编报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报告，加强工伤、生育保险基金运行分析和构建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加强支出管理、改进结算方式、提高筹资标准、调整支付待遇等途径，合理控制费用支出增长，切实保障待遇支出。
　　

第四章　风险调剂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为防范基金风险，确保工伤、生育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和参保人员待遇的落实，建立市级工伤、生育保险风险调剂金制度。市级在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下设立“工伤保险风险调剂金”和“生育保险风险调剂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监督。
　　第二十二条　工伤保险风险调剂金按各县（市）和襄州区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预算数的10%上解，调剂金总额达到全市上年征缴工伤保险费总额的50%后不再上解；生育保险风险调剂金按各县（市）和襄州区上年度生育保险基金征缴收入预算数的5%上解，风险调剂金总额达到全市上年度基金支出预算数的20%后不再提取。各县（市）和襄州区按规定比例上解的调剂基金经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在每年的第一季度一次性向市“工伤保险风险调剂金”和“生育保险风险调剂金”专户上解。
　　第二十三条　风险调剂金调剂范围：因政策调整、发生重大工伤事故等非管理原因导致工伤、生育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首先从历年基金结余中解决，仍有缺口的，由同级政府和风险调剂金共同分担。在一个结算年度内，风险调剂金调剂的总额不超过当地近两年上解的调剂金总额的130%。
　　第二十四条　风险调剂金不予调剂的范围：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核实，风险调剂金不予调剂，由同级政府负责：
　　（一）未按时足额缴纳市级风险调剂金的；
　　（二）未严格执行全市统一政策和管理办法的；
　　（三）未完成当年工伤、生育保险预算收入和扩面征缴计划任务的；
　　（四）擅自调整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的；
　　（五）因违规违纪行为，造成基金重大损失的；
　　（六）同级财政应承担的补助资金未到位的。
　　第二十五条　风险调剂金申报审批。由各县（市）和襄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提出年度工伤、生育保险风险调剂金补助报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视各地情况，提出当年市级调剂基金补助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将工伤、生育保险调剂基金拨付到县（市）和襄州区工伤、生育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第二十六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根据市级风险调剂金的使用情况，适时调整风险调剂金使用范围和筹资比例，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国家、省对工伤、生育保险政策做出调整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本办法进行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我市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法官个性的分析与探讨

刘成江


　　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难免要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现实主义法学家Jerome Frank（弗兰克）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1]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2]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3]，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大陆法系的法官，处在成文法的文化氛围中，其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之促进，不如英美法系法官这是事实。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的推进作用仍不可低估。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法官的个性与正义：“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4]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5]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6]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 “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对于掌握权力者而言，仅仅靠他的内心约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心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其抑制不良诱惑的威力。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对法官的人格寄予了神话般的希望，但是法官却并不因此而成为圣人，法官和任何普通公民一样，有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对法官的约束就不能仅仅通过其内心的约束，而是还必须通过来自法官外部的约束，这就是程序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官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来自于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的知识分子，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司法官吏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屡腐，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约机制。
　　程序制约是防止司法主观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程序制约，就是通过程序要件的满足，通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形成对程序结果的制作者的外部约束，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这种程序要件的满足，具体包括：第一，凡是利益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参与程序结果的形成过程的权利；第二，程序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权利相同，义务对等，谁也不享有优于对方的诉讼地位；第三，制作程序结果的裁判者应当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当偏袒程序的任何一方；第四，法官的裁决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他在审判活动之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之上；第六，法官的裁判必须以程序的各方参与者在程序中所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将一方或多方参与者的观点和证据任意地加以排除；第七，裁判者应当实现完全的个人独立，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与程序处理结果无关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除非有法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程序应当完全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程序结果的制作过程；第九，裁判者应当为其制定的程序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就是在裁判中详尽地说明判决的理由；等等。很显然，程序要件的满足要求程序的参与者通过平等地行使权利来实现对法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排除一切来自凌驾于程序之上的权力，也排除一切来自程序之外的干扰。
　　实现司法公开，实现对法官司法权力的制约，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及完善诉讼程序。只有当法官素质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而诉讼程序也有了长足进步的时候，才可以指望“公平如大水滚滚，正义如大河滔滔”的法治局面的出现。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正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屈茂辉 佘佐鹏.论法官自由裁量权[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秋季号).
[4] 尹志学.分权制衡与现代法治——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J].法律科学.1998.(4).
[5] 朱义坤.法律专业英语[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P38.另参见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兼谈对司法本质的认识[J].法律科学.1999.(4).
[6] 石文龙.论法官与良知[N].人民法院报.200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