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高检发研字〔2007〕1号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年1月9日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
第三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第五章 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申诉检察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和配合，加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七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罪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
第八条 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十八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九条 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是否存在成年人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况。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案件情况，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应当准确易懂。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自首、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检察人员参加。
第十一条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第十三条 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
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
（一）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三）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
（五）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
（六）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
（七）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十四条 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代理人、学校、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进行具体说明。
第十五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聘请律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
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具备以下条件的，检察人员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
（一）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安排会见、通话不会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或者虽尚未认罪、悔罪，但通过会见、通话有可能促使其转化，或者通过会见、通话有利于社会、家庭稳定；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其犯罪原因、社会危害性以及后果有一定的认识，并能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进行教育。
第十九条 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应当告知其会见、通话不得有串供或者其他妨碍诉讼的内容。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可以在场。会见、通话结束后，检察人员应当将有关内容及时整理并记录在案。
第二十条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的；
（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
（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的；
（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
（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伤害案件、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的案件以及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的犯罪案件等，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第二十二条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向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公开宣布，并阐明不起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分案起诉：
（一）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的；
（二）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分案起诉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
（三）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分案起诉妨碍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的；
（四）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同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如果补充侦查事项不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参与的犯罪事实，不影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先予提起公诉。
第二十五条 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以根据全案情况制作一个审结报告，起诉书以及出庭预案等应当分别制作。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分别提起公诉后，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可以及时建议人民法院并案审理。
第二十七条 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当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下列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必要时，可以再次讯问被告人；
（二）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三）进一步熟悉案情，深入研究本案的有关法律政策问题，根据案件和未成年被告人的特点，拟定讯问提纲、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提纲、答辩提纲、公诉意见书和针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制教育的书面材料。
第二十九条 公诉人出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法庭，应当遵守公诉人出庭行为规范要求，发言时应当语调温和，并注意用语文明、准确，通俗易懂。
公诉人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的讯问、询问、辩论等活动，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情绪严重不稳定，不宜继续接受审判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休庭。
第三十一条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同意和解或者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
（四）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节。
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一并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十二条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促使其深刻反省，吸取教训。
第三十三条 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第三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出席法庭或者在开庭前通过移送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材料等方式，协助人民法院进行法庭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审法庭适用本章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进行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低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已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不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对依法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开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开庭前提出纠正意见。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一）开庭或者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的；
（二）人民法院没有给聋哑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未成年被告人聘请或者指定翻译人员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辩护人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罪犯的，或者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没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管、分押或者对未成年罪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监管未成年罪犯活动的监督，保障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活动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提请；发现提请或者裁定、决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机关对判处管制、缓刑或者裁定、决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在社会上执行的未成年罪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章 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申诉检察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陈述或者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处理。
案件复查终结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当向未成年人当面送达法律文书，做好法律宣传、说服教育工作。
第四十四条 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赔偿案件，应当充分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对于依法应当赔偿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和执行赔偿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但在有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体现对未成年人程序上特殊保护的条文中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
第四十七条 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4月22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同时废止。
“非法占有目的”是财产犯罪必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一般而言，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对其财产的支配，并利用、处分该财产的意思。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意思，而法院判决作的是事后判断，因此如何在事后确定当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一个司法的难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领域，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一定欺诈手段，最后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一方财产受到损失的，是合同诈骗罪还是民事欺诈？黑格尔曾讲道：“诈欺和犯罪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其行为的形式中还承认有法，而在犯罪则连这一点也没有。”从刑法的规范用语来讲，二者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客观表现、侵犯的权利属性、法律后果都有不同，但区分的关键还是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虽然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了一定的归纳，但是仍然不足以厘清实践中新出现的情况。本文以一起无罪判决案件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该起无罪案件的基本案情如下：
甲公司于1998年开始开发建设阳光大厦，1998年至2000年，甲公司通过本公司的职工找到各自亲友与甲公司签订了由甲公司开发的阳光大厦的购房合同，并在国土局登记备案，但这些亲友并不真正付款购置房产。后甲公司作为担保人，将这些亲友购置的房产作为抵押，分别从几家银行获取购房按揭贷款。1998年，甲公司开始销售阳光大厦，1999年至2001年间，甲公司几名高管将部分用虚假购房合同向银行办理了抵押按揭的阳光大厦的房产又出售给业主，或将已出售给业主的房产又与各自亲友签订购房合同并在国土局登记备案抵押给银行，共获取业主购房款1000多万元。
甲公司与业主在签订购房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份“十年免息分期付款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业主选择甲公司提供的10年免息付款方式购买物业，亦即业主无须通过银行办理贷款按揭，而是直接向甲公司交付首期后，十年内每月分期付款，将购房款存入甲公司指定的银行账号，交付购房本金。甲公司也按照亲友与银行签订的《楼宇贷款按揭借款合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银行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2000年，阳光大厦基本建成，甲公司按合同约定将房产交付业主占有、使用，业主按合同约定交付购房款及月供款。但阳光大厦的规划验收因违规超建等原因不能办理竣工验收，故甲公司一直未能为业主办理产权证。2002年，甲公司开始拖欠银行借款本息，业主则陆续收到银行的催款通知书，业主遂到国土局查询，发现在国土局登记备案的房产不在自己的名下，且房产已被抵押给银行。在部分业主向甲公司提出退房要求后，甲公司为这部分业主办理了退房手续。在发现房产被抵押给银行后，部分业主到公安机关报案。之后，甲公司五名高管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
根据证据，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1）甲公司具有合法开发、销售房产的资质；（2）从甲公司的卖房操作过程来看，分为先抵后售和先售后抵两种方式。所谓“先抵后售”是甲公司先以公司职工亲友的名义与公司签订虚假的购房合同，并向相关银行办理内部按揭手续，内部按揭的所谓业主既没有交付首期房款，也没有月供，至今也没有对房产主张所有权。这种内部按揭所签的买卖合同不是真实房产买卖，虽经备案，但产权没有转移，该房产的真正产权仍属甲公司所有。所谓“先售后抵”是指将已出售给业主的房产又与公司职工的亲友签订购房合同并在国土局登记备案，后抵押给银行。上述两种方式虽然甲公司在操作过程中有违规及隐瞒真相的行为，但甲公司实际上仍是一房一卖，也仅收到一套房子的房款，且已将相应的房产交付真正的业主。（3）从甲公司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来看，甲公司从银行获取的贷款及收取业主的房款部分用于阳光大厦的工程建设。最终没有完全履行还贷的义务，一方面是因为甲公司将资金又用于其他工程项目，而没有完全用于阳光大厦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合作方发生产权纠纷，房地产预售许可证被国土局收回，且阳光大厦未按图施工，并因为擅自加建、改建，被国土局责令整改，甲公司一直未能向国土局提交相关规划验收的资料，至今阳光大厦未通过竣工验收，导致房产证无法办理。甲公司收到业主交付的购房款后用于公司的工程建设及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没有将所得款项全部或部分用于挥霍，也没有用于从事非法活动，更没有携款潜逃。（4）在与银行签订的《楼宇贷款按揭借款合同》约定，甲公司自愿为业主向银行借款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还款连带责任保证和回购责任。因此，无论是业主停止支付按揭款，还是甲公司停止代业主支付按揭款，最终还款责任都将落在甲公司身上。因此，甲公司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5）从甲公司与业主出现纠纷后的处理方式来看，甲公司对主张退房的部分业主予以退款处理。（6）相关银行在未及时收到按揭款的情况下，在起诉业主的同时，也起诉了甲公司。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甲公司此类案件时，亦判决了甲公司的连带还款责任，并查封了涉案房产及甲公司的其他房产。
因此，甲公司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属民事欺诈，不属刑事诈骗。甲公司无论是“先抵后售”还是“先售后抵”都是因为当时房子销售不畅而工程资金紧张所采取的一种变相融资方法，这也是当时房地产经营活动中比较普遍存在的行为，甲公司的行为确实具有隐瞒真相的违规行为，但甲公司隐瞒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业主财物，而是为了尽快将房卖出。对房地产企业的这一类行为，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有明确的处理意见，即故意隐瞒所售房产已抵押的事实的应采用民事手段予以返还、赔偿。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应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总之，审理合同诈骗案件应当重点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保护交易安全出发，在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前提下，准确有力地打击合同诈骗犯罪。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