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洛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17日河南省洛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27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1995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市容管理
第三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建成区和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本市建成区是指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河区和郊区部分区域。
第三条 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本办法。
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在区（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建设、园林、规划、公用、卫生、水利等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负有维护市容环境卫生的义务，对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权批评、制止和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尊重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阻挠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履行职务。
第六条 在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市容管理
第七条 本市建成区的建筑物和设施，应符合国家和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应严于国家标准。
县级市、吉利区建成区的建筑物和设施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
第八条 沿街建筑物应按照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的规定整修、刷新，保持外型完好、整洁、美观。
第九条 在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平台、外走廊、窗外，吊挂或堆放物品，封闭阳台、平台、外走廊以及搭建挂台、雨棚、遮阳篷帐，应符合人民政府的规定。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因建设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须经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临街施工现场应设置护栏或围挡，材料、机具应堆放整齐，施工用水不得流出场外。停工场地应进行必要覆盖。
第十二条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应保持整洁美观，污水不得流入街道。枯死、损坏的树木、绿篱、花草应及时补栽。
第十三条 禁止在主要街道两侧进行生产加工、摆设摊点、店外经营和堆放物品。为方便群众生活，确需摆设的摊点，应按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时间、地点经营。 其他街道两侧需临时占用的，应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
。 集贸市场、摊点群应划行归市，设施完好、整洁，严格界限，标志明显，不得越界经营。
第十四条 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读报栏、招贴栏、霓虹灯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主办单位应及时维修、刷新或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须经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禁止在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广告。
除国家规定的节日和全市性活动张挂庆祝标语外，临时在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的，应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期限清除。国家规定节日和全市性活动张挂的标语，应在节日和活动结束后一周内撤除。
第十六条 市政、邮电、交通等公共设施应保持完好、整洁。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应保持平坦。开挖道路施工作业，应设立醒目标志，作业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恢复路面。
第十八条 在市区运行的机动车辆，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
第十九条 街道两侧设置的停车场地，应有明显标志、界限。各种车辆应停放有序。
街道两侧设置停车场，应按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条 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果皮箱、环境卫生专用车辆场、无害化处理场、环卫工人工作房等环境卫生设施应纳入城市规划，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
公共厕所、垃圾容器、果皮箱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应当布局合理，符合方便群众、整洁卫生和有利于环境卫生作业等要求。
第二十一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作，增加投资，按国家规定标准新建和更新改造环境卫生设施。
第二十二条 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在新区开展和旧区改造时，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生活废弃物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所需资金应纳入建设工程概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参与上述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设计、验收。
对不符合规定的公共旱厕，应限期由管理单位改造为水冲厕所。
第二十三条 集贸市场应由主办单位设置公共厕所、果皮箱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第二十四条 公共厕所应设置明显标志，昼夜开放，专人管理，保持内外整洁。需要收费的，其收费标准应经物价部门核准，所收费用用于公共厕所的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环境卫生设施应由产权单位加强管理，保证完好有效。
禁止侵占、损坏和擅自拆除、移动、封闭环境卫生设施。
因建设需要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应经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建设单位按照先建后拆的原则重建或按重置价补偿。
第二十六条 城市干道清扫由环境卫生专业清扫单位负责，实行一日两扫、全天保洁，按季节洒水降尘。
一般街道、居民区由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集贸市场、摊点群、早市、夜市，由主管单位负责组织清扫保洁。
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共汽（电）车始末站、停车场、影剧院、博物馆、展览馆、体育馆（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由本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清扫作业应避开上下班人流高峰时间。
严禁向花坛（池）、绿化带、污水井、雨水井、河渠内扫入或倾倒废弃物。
第二十七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及沿街个体从业者，应负责门前卫生责任区的清扫保洁。
第二十八条 遇有降雪，沿街单位和居民户应按划分的区段及时清除积雪。环境卫生专业单位应及时清除主要交通路口等重点地段的积雪。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
当日集中的垃圾，应当日清运，装运现场必须清扫干净。对垃圾、粪便应逐步做到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第三十条 社会中小学校、幼儿园、福利院以及市、区（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机关产生的生活垃圾，按规定时间送往垃圾集中点，由环境卫生专业清运单位负责免费运往垃圾场。
单位及其生活区的垃圾，由本单位按规定负责清运，也可以委托环境卫生专业清运单位有偿代运。
第三十一条 环境卫生专业单位以及各单位自备的清运垃圾的专用车辆，由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登记编号，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免征养路费。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产生的渣土、垃圾等废弃物，应在竣工验收时清运完毕，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现场检查。
第三十三条 市政、公用、电力、电讯、绿化工程建设与养护产生的污泥、渣土、枝叶等废弃物，施工单位应及时清除。
第三十四条 医院、疗养院、生物制品厂、化工厂、屠宰场等产生的有毒、有害、放射性的废弃物，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处遗弃、倾倒或倒入生活垃圾容器。
第三十五条 运载液体、散装货物、垃圾的车辆应当密封、覆盖，不得泄漏、遗撒。
经许可进入城区的畜力车，应配带粪兜和清扫工具，遗撒的粪便和草料，车主必须清除干净。
第三十六条 禁止在街道和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泼污水，随地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不准焚烧落叶、枯草、废旧物品和在街道两侧冲洗车辆。
第三十七条 禁止在本市建成区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情况确需饲养的，应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警告、罚款。并处罚款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随地吐痰、便溺、泼污水，随地扔果皮、纸屑、烟头等废弃物的，每次处以二元至五元罚款；焚烧落叶、枯草、废旧物品，每次处以十至三十元罚款；在街道两侧冲洗车辆的，每车次处以二十至一百元罚款。
（二）在建筑物、设施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广告的，节日和全市性活动庆祝标语以及到期的宣传品逾期不撤除的，每处处以二十至五十元罚款；破损的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读报栏、霓虹灯等不及时维修、刷新或拆除的，每处处以五十至二百元罚款。
（三）在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平台、外走廊、窗外吊挂或堆放物品，以及临街楼房封闭阳台、平台、外走廊，搭建挂台、雨棚、遮阳篷帐不符合规定的，每处处以十至二十元罚款。
（四）在主要街道两侧进行生产加工、摆设摊点、堆放物品，店外、市场外经营的，每处（次）处以五十至二百元罚款。

（五）不按规定时间倾倒垃圾的，每次处以二十至五十元罚款；不按规定的地点倾倒垃圾、渣土和建筑废料的，每立方米（不足一立方米的，按一立方米计）处以一百元罚款；随意倾倒有毒、有害、放射性废弃物的，每次处以五百至二千元罚款。

（六）门前卫生责任区脏、乱、差的，每处（次）处以二十至一百元罚款；向花坛（池）、绿化带、污水井、雨水井、河渠内扫入或倾倒废弃物的，每处（次）处以二十至五十元罚款。
（七）运输液体、垃圾、散装物品不作密封、覆盖的，每辆（次）处以三十元罚款；造成遗撒、污染路面的，每平方米处以五元罚款；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的，非机动车每辆（次）处以五元罚款，机动车每辆（次）处以十元罚款；畜力车不带粪兜和清扫工具、造成遗撒、污染路面的，每
次处以十元罚款。
（八）临街工地不设护栏围挡的，施工用水流出场外的，停工场地不作必要覆盖的，每处处以一百至五百元罚款；工程竣工验收时，建筑废弃物尚未清运的，每立方米（不足一立方米的，按一立方米计）处以二十元罚款。
（九）绿化工程或其他作业留下的枝叶、渣土、污泥等不及时清除的，每处处以五元至十元罚款。
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从重处罚。
第三十九条 擅自饲养禁养的家禽家畜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每只处以十至三十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按下列规定并处罚款：
（一）未经同意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每处处以一百至五百元罚款。
（二）未经同意，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每平方米（不足一平方米的，按一平方米计）处以五十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并处该设施造价的一至二倍罚款。
（二）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拆迁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可并处该设施造价50％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和设施，由市、县级市、吉利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逾期未改造、拆除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拆
除费用由被拆单位或个人承担或以料抵工，每平方米可以并处三十至五十元罚款。
第四十三条 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级市、吉利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不按规定清扫保洁路面的，每次处以十至三十元罚款；
（二）违反公共厕所管理规定，擅自关闭公共厕所的，处以二十至五十元罚款；
（三）不按规定清运垃圾的，每次处以二十至五十元罚款。
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主管部门不按规定设置垃圾容器、果皮箱等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由市、区（市）人民政府限期设置。

第四十四条 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可以并处该设施造价的一倍以下罚款；盗窃、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监察人员履行职务时，应文明执法，出示市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执法证件，佩戴执法标志，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作的罚款票据，否则，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有关单位行使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行政执法权，应当符合《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和省有关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六条 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的；罚款数额在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以及其他可以当场纠正的行为，可以由执法人员当场执行。当场处罚的，执法人员应制作处罚决定书，交给被处罚人。
被处罚人对处罚有异议的，或者罚款数额在二百元以上的处罚行为，应按照《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同时又违反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同一行为，不得重复罚款、没收财物。
罚没款全额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八条 妨碍、阻挠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监察人员执行公务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在接到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监察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龙门镇、白马寺镇、关林镇建成区，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适用本办法。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5年4月1日起施行。《洛阳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4年12月27日
摘要: 政治契约创建了平等者的共同体，但在卢梭的观念中，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那么之于女人，公民身份与婚姻身份的逻辑断裂，在平等理论发生的那一刻，就隐含人权与女权的互不兼容性。尽管通过女权运动，权利清单增补了女性条目，但这种偿还式的“正义”依然局限在“人权”逻辑之中。依循卢梭的疑虑，女公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政治与自然的差异法则，使得女人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人权无法安置“女人”。而正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位置，让赋予式的界定性的权利论走向一种发明的、变化的、生动的话语实践之中。政治平等的动态平衡机制，必须同时面对“一”与“多”的问题。权力的统一性不可能蛮横地采取排斥原则，漠视世界的复杂性。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
关键词: 政治平等；人权；女权；权利再造；平等再生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性别、种族、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等。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现代之后，就国家权力所颁布的权利清单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成文法的强制力予以保障。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意识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所做的一种偿还，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但与权力起源相关的性别范畴，性别平等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修补性的权利归还之外，试图逼迫整个权力机制从根源上自我反省，这里就涉及平等理论的缘起与政治构想的可能性问题。

一、人权平等的缘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表述，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人权宣言》之中，随后此经典文献中的“平等”作为政治承诺，写入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之中。从“平等价值”的发生现场来看，首先它是作为一种革命理想被提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写道：“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差别只能是基于共同权益的基础之上。”显然，此处的平等强调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前提与基础，而作为原则实践的共同权益，在第二条中明确指出：“所有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动摇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指：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作为事实结果的社会差别与政治平等的预设处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但在政治革命的行动中，平等被理解成了相同，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混淆，这也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谈论法国革命时指出的重要差别，即法国革命的政治性被社会性问题所渗透。[1]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篇就指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比如力量和智力；一种是政治的，从约定而来的特权，是人为的。[2]在此，先天的不同被卢梭理解为不平等，但这不是导致人之不幸的理由，而是政治的不平等妨碍了人的幸福。人本来是生而平等的，自从私有制出现之后，不平等造成了这一自然事物的腐败。需要注意的是卢梭无意废除私有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应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私有的扩展，即平等意味着人根据国家意志所拥有的部分应该得到保护，从而可以克服先天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说人总该拥有点什么，才是其权利平等的终极保障。[3]卢梭的这一思想在《人权宣言》中有保留地得到继承，政治平等意味着平等自由地享有各项权利，而卢梭思想中混沌浪漫的“自然状况”被“社会差别”所修正。

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础和根据，后者是平等的事实与实践。两者关涉的对象也不同，《社会契约论》旨在回答如何创建政治平等的基础，人们重新立约，推举公共权力。在这一政治创建行动中，关涉的是立法、立法者、公共意志、个人意志以及被称为“人民”的政治集体。在社会公平还没有到来之前，人们还需为政治平等的奠基，做出哪些艰苦的工作，去平等地赋予共同体成员以相同的权利，比如私有权的裁定，而至于贫穷与富有的差异，是基于这个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差异，是可容忍的，与平等与否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有关平等的循环式论证：赋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内涵就是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个由平等者所构成的共同体，实际上也造就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任何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按照契约结盟、合作以及竞争。契约论不仅回答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意味着立约行动是现代人格的发生现场，而独立个体与立约资格相辅相成，进而可见，赋权的对象正是这个公民个体，在理论上立约的发生先于赋权。但是，我们发现人权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的状况，平等者的共同体因为性别而丧失其逻辑一致性。

卢梭在其另一部著作《爱弥尔》中认为，作为公民个体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通过对男人的服从，来践行个体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维护。就是说如何鉴定女人的政治属性，不能根据其公民身份，而是勘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为，她是否在自然基础之上维持着家庭的合理秩序。[4]这样一来，公民个体就成了男性公民个体，而成为一个女公民，不是与社会一道从自然状态走向道德状态，之于女人，自然状态就等于道德状态。这里的矛盾在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告诉我们的是追求平等的自然依据，并且卢梭还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中，不存在女人之于男人的服从问题，而婚姻的出现则是一种转变，可见婚姻并非天然，那么婚姻契约与共同体的政治契约，就摆脱自然状况而言，两者都应该算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婚姻契约所形成的微型共同体，同样要处理的是两个个体结盟之后，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可在《爱弥尔》中，卢梭提出婚姻是一种基于习俗的自然基础，那么，到底何为自然？契约论缔造的难道仅仅是男性公民个体？显然，女人还滞留在自然状态，但卢梭又提到，原始自然状态中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那么“女人”是如何显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人问题”是伴随着政治现象而出现的，这也正是卢梭犹疑不定之处：婚姻到底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篇，自然而然地将城邦的权力原型确认为家庭，即父权制。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家庭，那么女权主义理论更关心的正是这原型的原型，即父权制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吉尔·罗宾（Geyle S. Rubin）认为：外婚制伴随着针对女人的交换行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一般的剩余产品的交换。而另一位女权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因为“女人”能产出生命，正是这种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生产行为，其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异性婚制，而外婚制则是其性命攸关的政治配套。[5]这样一来，性行为本身或者说异性性欲取向，即自然交配行为首先需满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目的，从而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异性婚制强化为对偶性的一男一女，然后才是女人的外嫁。

性别之别，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生理层面，其实并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明确其重要的含义，即人类必须先安排好自身的有关生殖活动的生产 / 权力制度，才有可能在交换女人的行为中，不断积累、沉淀并解析出其政治价值。与原始时期就出现的奴隶交易不同的是，能够“生产”的女人无疑成了原始政治生命体的生产工具，就是女人不仅仅在产出生命，她还产出了政治关系，即基于联姻的政治联盟。而她生产出的个体则作为政治构成的实在因素，即家庭成员的政治属性隶属于父权制，在此，这才有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者，其劳动产品并不归她所有。这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解释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部落联盟之外的、缔约双方的第三类存在。[6]

因此，“男人”这个概念如城邦的正义的整全性，是不可分的，但他们掌控并实施着划分的权力。就两个部落而言，他们可以互为他者，于是我们发现建立在部落中心意义上的朦胧主体性意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才可找到女人的位置。“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这个“她”什么都不是的同时，可以是任何东西，既是妻子、女儿、母亲，同时也与物件、贝壳以及牲畜类似，她们与它们共属于交换的客体。在此我们依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路径就会发现，政治学中有关人 / 男人的定义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或者在场的缺席者。

《人权宣言》的法文全称是《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此处，“人”与“公民”两个词的并列说明了什么？人与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人在定义公民还是相反，人与公民之间的空隙暗示着什么？可见，是“公民权”在扩展人之为人的普遍性，但公民权仅仅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规定人的平等状况，而在这个关系之外，平等一定会遭遇现实差异，激发并提升人们对于差异的敏感度，进而让权利与体验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更为幽微曲折的关系中去构造新的权利形象。公民权之于人，并非是饱和与对等的，公民权是在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理解的，即，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践行公民权，并获得一种肯定的陈述，“生而平等”的天赋之权仅仅是一种预设和指令。

因此，从人权奠基而来的政治平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保证。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平等的时候，实际是在根据人的自我完善性来想象生命的理想状态，而政治范畴之下的权利平等，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的，就是说在国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权利层面都被同等对待，而其实践则体现在立法与司法行为中。因此，人权平等只是针对抽象的全体公民，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构成性问题予以悬置，并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排除在外，确立现代人格的第一原则，这就是公民身份。女权平等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平等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起点，去诘问“人权”说的“人”是如何构成的，当我们说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为“人”的总体性定义不可能自我指正，这个概念一定是在差异、关系与转换中被构造的，人权逻辑的辩证性就在于人的生成总是处在非确定性的绝境之中。

由此，“人”的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性的陈述，在卢梭那里，他必须借助一种自然人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政治人，即从自然状态过渡到道德状态的“人”，保留了什么，并增添了什么，这个增添的部分就是国家意识及共同体的诞生。于是人的自由不再是野蛮状态下，今天睡在这个树上，明天睡在另一棵树上的自由，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这种自由一定不是放任的结果，恰恰是理性指导之下的行为总和，这使得平等自由既具有自然正当性，而同时具有共同体所赋予的合法性，于是平等理念在其诞生的理论现场，就已经是在差异之中被构造出来的，就是说人来自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可见，人权叙事本身就是构造性的产物，作为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人权是在实践理性层面，将经验的多样性统一在抽象的平等形式之中，因此对于人权概念的再造与扩展在理论上就具有可行性。人权作为中介项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自然 / 政治的单义的对立之中？人权平等的起源提示我们差异如何作为原则，作为政治想象与政治创造的内在机制，去探究差异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既然现代政治的诞生刷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为什么不可能发明更多？

二 、作为问题的“女公民”

尽管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赋权仿佛是人权之于女性权利的一种滞后性的偿还，成文法的条例上添加了女人的工作权、投票权与教育权，这一切仿佛是在表明，权利说具有自身的修补能力，而在历史时间表上，滞后发生并得到国家承认的女性权利，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不小心遗漏了的权利子项而已，在人权大框架之下，在人的概念中，男人和女人的集合作为整体性的表述，权利清单得到了扩充而已。

当权利清单的罗列与女人生存的体验格格不入的时候，女权才作为人权的悖论性存在被人们所意识到。女人们发现自己通过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权利，恰恰是以丧失性别身份为代价而获得的，“像男人那样行事”反证出人权标准原来是有性别的，社会要求进一步指明，只有你必须把自己变成和男人一样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是的，我享有了平等。平等之于女人，除了是一项变性手术之外，还有什么呢？这已经偏离了卢梭平等理念的内核，即自然正当在女人这里成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现代人的自主性一目了然，而女人的自主性则成了伦理选择的困境：在女人试图获得人格独立性的时候，性别差异显然与人权所暗含的变性资格相忤逆。基于人权平等没有说出的东西，女权平等恰恰是在这个沉默的地方发声，去理解另外的不平等，这不平等伴随着文明或权力的起源，并内在于人们的习俗与文化之中。要支撑这不平等的男性霸权，现代国家有时很会装聋作哑，因为人的概念与男人的概念往往是重叠的。

一个俗常的表达是：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但前者是概念性的，后者是实存性的。从不平等的另类起源中，我们发现启蒙之后的“人”之概念是一种预设前提，在此名义之下，可形成如下问题：政治平等是如何被表征的，政治平等所蕴含的诸要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是如何被连接起来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发生并得到解决的？

政治平等的创生原则，在卢梭那里有种模糊的社会主义意味，尽管卢梭并没有明确反对私有制，但他必须在理论上回答平等赋权的充分条件是什么？他在《社会契约论》认为，当所有人将所有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即每个单独的个体必须转变成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人才可从共同体中获得存在感，这个“存在感”当然与卢梭所珍爱的自由相关。而让渡的目的不是霍布斯认为的那样，将自然权利托付给主权者获得照料与看护，而是为了形成一个普遍意志（公意）做好准备。就是说，在平等共同体发生的那一刻，人与人的差异或不同是通过这种“让渡”被抹除，这有点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一始源的政治发生场景，只不过卢梭的这个共同体发生学更加的抽象化以及形式化。在普遍意志被推举之后，个体与共同体血脉相连，服从自己与服从共同体也就没有对立与冲突了，反之，共同体受到伤害就等于每个个体受到伤害，每个个体的生命脉动与政治节律处在和谐共振的状态中。

卢梭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强调集体大于个人，而是说人要脱离低级放任的原始自由，就必须放弃强与弱的天然差别，当然此处的差别在原始状态中与等级秩序无关，而是说在立约的那一刻，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无差异之人的联合，道德状态下的限制并没有让自由有所损失，恰恰相反，这种联合保护了所有人的自由，就效果而言，实际上限制了强者的自由，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埋下伏笔，到了马克思那里，个人自由则被阶级解放置换。当一种作为政治要素的制度即公有制，借用了卢梭的平等之名的时候，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就成了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路径。但我们知道，性别平等正如卢梭思想一样，其困难在于探索有没有一种不损害个人自由的平等，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期许。毕竟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既不同于自然法，也不同于权力整体，其落点在于强迫所有人成为有道德的自由人，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做人的资格”。[7]

基于契约论之上的现代国家建制，一个显在的成就是：瓦解了任何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特权，这个最不平等的政治表征就是王权制，但赶走了国王就意味着平等的完全实现吗？因为在逻辑上平等与任何形式的特权或霸权相对，而“平等”概念作为一种参照系，时刻检验现实中的不平等，在平等的承诺中去不平等地、非对称性地提出新的抗争议题。这一切不可能在人之外去发现不平等的迷踪，恰恰是“人权”本身就是这种可疑的踪迹，因为人权不可能涵盖人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且在人权的面前，站立着的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人。

人的造型与构成，最不可化约的所在就是男人 / 女人。如果政治还是在基于统治 / 被统治的关系模式中得到理解，那么统治权的正当性一旦确立，所有的服从就无需质疑，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与成为一个好的男人或女人，在逻辑上显然是一致的。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既是公民，又是男人 / 女人的同一个主体身上，在人权平等语焉不详或沉默的地方，这奇异的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

平等原则至今依然是最为激进的人类理想，在其被刻写在现代国家的承诺之中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扩展并激活人们对于人权的理解。显然人的历史比追求平等的历史更加久远，在平等政治的实践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平等的真在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历史差异面前，既不可能向人道主义求助，也不可能站在反人道的方向上，将人们赖以维系的现存秩序全部冲毁。但是，平等的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激励话语，为建制化、制度化的现代政治提供了更?的可能。

柏拉图的“女公民”依然是一个亘古的政治议题，并且是作为问题的“女公民”如何复现在现代视野之中——如著名的安提戈涅公案，[8]她们如果还是被作为会说话的财产充公，为城邦与男人所共有——城邦与男人在柏拉图那里是可互换的词汇，那么现代之后，“女公民”的称谓必须同时在国家与男人这两个向度上得到澄清。于是，政治平等在女权主义的视野中，同时意味着与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以及与男性权力相对的女性权利，前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之中，而后者则更多体现在被习俗惯性所拖拽的麻木之中。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美好制度的安排最终都归结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女权是对公民权的再造与更新，并且很有可能背负着“反人性”的污名，在打破既定伦理秩序的平衡之时，迎来新生与作为新生之罪的政治图景，在女权平等的政治实践中，其悖论性形象尤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