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事再审事由的缺陷与完善
　　　　　　　　　　　　　　　　　　　　——从我国再审制度出发

　　民事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同于一审、二审的特殊程序，是一种救济程序，是维护司法公正性的有力保障。再审事由在整个再审制度中具有枢纽和核心作用，它既是启动再审程序的钥匙，又是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安全阀。我国的再审事由几经修改和完善，为维护司法权威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就再审制度、再审事由的相关问题就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现行再审事由存在的缺陷、原因，并就我国的现行再审事由的相关立法、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终审体制的困惑

　　在我国实行的是二审终审，但在立法上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和救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设置了再审的制度，由于我国再审的启动和再审的事由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诸多的民事案件在实际上是一审三审，甚至是多审，不仅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也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最大利用和提高司法效率，势必加以改革。为了更好的维护司法权威和现行的二审终审制，当务之急是对我国民事再审的启动机制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对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加以规定和完善，从而最大限度的兼顾司法公平与效率。

　　二、域外借鉴：国外相关立法规定及其启示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存在两大法律体系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各有特点，各自在不同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应该在继承优良法律制度的同时，也应借鉴和移植两大法系合理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虽然几近修改，但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完全与世界法律制度接轨，势必还需发展、借鉴和完善。

　　大陆法系的民事再审。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就本质来说是再审之诉，其旨在对当事人受到的欠缺正当性的生效裁判损害的私权利益提供一种特殊的救济手段，在制度上设计的共性存在于该程序的发动以当事人诉权为基础，通过请求有关法院撤销原判决，并且重新审理获得新的判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再审之诉特点在于，当事人对于已生效判决的正确性如果表示怀疑，并向法院申请再审，则法官仅需对当事人的申请是否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再审程序启动的条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能够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则法院必须启动再审程序，法官无权自行决定是否受理再审之诉，也无权对案件的实体是否正确进行审查。

　　英美法系的民事再审。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对法院作出的错误的生效判决设置了一定的救济程序，但与大陆法系的再审之诉相比之下有所区别，其纠正裁判错误的制度规定也较为简单，大多体现在判例之中。在这些国家的法律理念中，更为重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维护，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借助对瑕疵生效裁判进行再审或者救济的程序，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予以特殊救济的角度，而不是从对法院裁判予以监督的角度设置相应的再审程序的。[1]

　　三、理论思考：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内涵再认识

　　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指法院决定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重新或再次审理的事实和理由。[2]民事再审事由是一种法定的事由，是再审制度构建中的基本环节，被视为启动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具体而严格。就一般而言，民事再审事由被认为是原裁判存在的瑕疵，正是因为原裁判存在着无法治愈的瑕疵，所以才导致通过再审，宣告原裁判无效。理论界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民事再审事由又分为实体性再审事由和程序性再审事由。所谓实体性再审事由是指在原审裁判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实体公正性而能够提起再审的错误情形。程序性再审事由是指原审裁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损害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和诉讼程序公正性而能够提起再审的错误情形。[3]“所以，民事再审事由对当事人来说是打开再审之门的钥匙，然而对于法院却是一道确保生效裁判不被轻易推翻的安全阀”。[4]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事由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事实类再审事由、程序性再审事由、法律适用类再审事由和违反职业道德类等四种，这四种再审事由形成统一的整体，构成了独立的体系。

　　四、立法实践：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立法修改及实践成效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事由虽然在立法上有明确的规定，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虽然对民事再审的事由做出11项较为简单的规定，但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而1991 年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事由的规定比较粗糙和模糊，对于具体的司法实务缺乏可操作性；2008年4 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民事再审事由的规定较从前有了很大的突破，将再审申请的事由范围进行了拓展，由原来的 5 项增加到了13项，这样操作起来相对比较方便；将以前的因证据而申请再审的规定进行了扩展，从原来的2项增加到了5项；将以前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范围进行了细化，并做出了新的突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此次的修改，可以说，使得现行法律关于民事再审的法律规定是较为详细具体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可能的追求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统一。对于维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稳定性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再审难的压力，出现了民事再审案件立案审判逐年下降的趋势，下面以对某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案件的统计数据为例加以证明。

　　尽管如此，民事再审案件在该中院的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所占比例还是很大，并且再审案件的种类相对集中，维持原审判决的比例有所上升，再审改判的比例有所下降，说明了提起再审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准确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还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同样的事实以同样的理由申请立案再审，使一案多次再审的情况时有发生，反复审理判决。

　　五、实践困惑：我国民事再审事由存在的缺陷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再审事由虽经几次较大的修改，在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方面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便于较好的操作，但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申诉难”和“再审难”的问题，还存在突出的缺陷与不足，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完美结合，也难以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高度统一。

　　（一）立法指导思想的缺陷。“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我国无论是立法工作还是执法工作，都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确立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严谨遵纪守法，如果发现某一环节的不合法导致生效判决的错误，那么必须对案件进行再审，以达到纠正错误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基于各种原因，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要使每个案件达到绝对的完全的正确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法院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其实质上是忽视了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益的平衡，法院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如果已经解决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纷争或者说已经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因为中间一点环节的纰漏(这种纰漏对当事人的权利无丝毫影响，或许也为当事人所接受)而导致案件被重复再审，不但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会造成案件当事人的负担，于社会、法律、当事人都无裨益，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导致司法的权威性受到损害，司法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最后偏离了法律应该发挥的功能，背离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宗旨。

　　（二）规定过于宽泛。再审事由的有些表述不够准确、合理，很难达到立法的初衷；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笼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实践操作的可行性难。关于何为“确有错误”和“确有错误”的标准是什么，虽然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0 条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从某种程度上说，该规定对“新证据”的范围作出了规范和合理补充，对法院司法和当事人申诉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范围过于宽泛，以至于各地法院在审查再审事由时都“严格恪守”自己的标准，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法院为了某种种种考虑，把不该立案再审的案件立案再审，把应该要立案再审的案件拒之门外，例如，现在党的指导思想是稳定压倒一切，有些当事人抓住这些，钻法律空子，无理闹访，缠访，闹的法院不得安宁，法院往往为了避免影响和其他的考虑对其案件立案再审，一个案件再审多次也屡见不鲜。而有些老实的当事人，经过长时间的申诉，既使有法定理由也很难得到立案再审。长此以往，必将有损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很难坚持原则和法律。所以，法定的再审事由应该更加具体化、细致话、明确化，便于法院操作和当事人正当、正确、合法的行使权利。

　　（三）民事再审事由设计理念滞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更趋向于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对案件的独立价值，程序的不公正，实体也很难保证公正，在这种立法理念指导下，使得我国诉讼的效益一直得不到保障。“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在裁判生效后对当事人权利进行特殊救济，诉讼的效益对当事人来说是最大的公正。我国再审事由在追求实体公正的理念下缺乏必要的限制，导致再审诉讼效率低，不必要的再审被一再地启动，造成了当前再审制度的种种弊端。”，[5]要想使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更好的发挥作用，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理念必需更新和改革。

　　（四）民事再审事由可操作性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事由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而对于什么情况属于确有错误，我国的法律从未进行过明确的规定。将确有错误作为法院决定再审的事由，过于宽泛、原则，等于没有对其进行限定，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操作标准，其判断权完全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容易导致司法权滥用。由于法律对于确有错误没有明确的标准，当检察院就某一案件向法院提起抗诉的时候，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就很容易与法院产生不同的观点，即使勉强抗诉立案再审了，其结果往往也是走走过场，维持原判。此外，再审立案审查应该只进行第一阶段的审查，即对案件的形式要件以及再审事由是否真实存在进行审查，避免先入为主，如果在此时已经能够确认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就等于在审判之前已经定性，就要进行改判，使人产生一种立案了就会改判的错误判断，对法院的审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也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由于操行性差，理解上的偏差，导致法院的再审案件立案、审理的难度加大，出现了大量的一个案件几度再审情况的发生。往往是一个案件事实并不很复杂的案件，经过了多次的再审还没完没了，这种说明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再审事由的操作性是很难把握的。在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认为法官在态度或言行上偏袒对方当事人而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据统计，在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度当事人申请再审立案的案件150件，而立案再审的则只有50件，其中没有立案的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

　　六、探索出路：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完善

　　从世界各国的法制史看，无论司法制度多么发达的国家，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裁判民商事纠纷案件,要避免错案是不可能的，因而需要再审程序予以纠错，尤其是两审终审制国家。尽管再审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但废弃之在当下是不可能的，只能加以不断的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完善，必须从民事再审事由的设置理念出发，平衡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协调诉讼的公正性与裁判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平衡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关系，平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改革过去那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正视再审制度对裁判稳定性的需求，并据此对再审事由进行重构。完善我国民事再审事由应该坚持有限性和为当事人提供特殊救济的原则，“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是不同的，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采用三审终审制，我国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基层法院负责受理和审判大多数案件，但是有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忽视了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因此，需要将对当事人进行特殊的救济的理念引入再审事由的设计中去，这不仅是正当的，也是紧迫的”。[6]

　　（一）树立“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限制性纠错”的指导思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再审程序规定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但是大部分法律学者和民众认为“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过于极端，虽然秉承此种思想是力求使案件的审判做到绝对公正，但是有些时候却无法兼顾到效益原则，它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融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当事人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等因素，想使判决达到毫无瑕疵几乎不可能，如果不管此种瑕疵是大是小是轻是重性质如何，一律启动再审，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不但给法院的工作带来负担，也为当事人造成困扰和诉累，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诉讼程序的定纷止争原则，更不符公平与效益兼顾原则。另一方面，过于频繁启动再审程序，对司法权的权威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害，所以，要完善民事再审事由，首要任务是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把“有错必纠”改成“限制性纠错”，将会更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特点，有利于贯彻“公平兼顾效益”原则，实现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合法利益的保护。限制性纠错就是要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进行合法的取舍，并不是对生效案件采取苛求的态度去对待，而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对有些有瑕疵而又对当事人的利益无损害，社会关系已经相对稳定的案件就没有必要去纠所谓的“错”了。但是，对那些明显错误，明显损害当事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应当坚决的予以纠正。

　　（二）民事再审理由的设置应该是平衡多种利益冲突
国家林业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科学院


关于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林护发〔2012〕248号



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天津市林业局、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重庆市林业局、园林事业管理局，中科院各相关单位：
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是世界上野生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多年来，通过采取建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植物园（含树木园，下同）等就地和迁地保护措施，有效保护了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植物园作为物种保存、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植物可持续利用的专业机构，是实施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最主要的基地。我国目前已建有各级各类植物园近200个，收集保存了占我国植物区系2/3的2万个物种，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储备生物战略资源、传播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中发挥了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为进一步规范植物园的规划、建设、管理、保护与发展，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是提升野生植物保护管理水平的重大举措。野生植物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野生植物保护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作为实施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和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重要基地，植物园承担物种资源保护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加强植物园建设与发展，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是新形势下加强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战略举措，有利于推动我国野生植物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是保存种质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野生植物蕴藏着丰富的遗传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保存植物种质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利用是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使命。多年来，我国植物园研究开发的植物资源对发展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加强植物园建设与发展，保护种质资源，开展可持续利用研究，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植物园以其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和深刻的科学内涵成为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为营造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对于展示野生植物保护成果、建设生态文明、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四）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规范建设、科学管理、共同保护、持续发展的思路，大力加强植物园建设与发展。以国家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为重点，全面提高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的能力，充分发挥植物园的综合功能，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五）基本原则。一是突出重点。以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为重点，突出抓好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繁育和引种回归。二是分类指导。林业、住房城乡建设、中科院等部门对不同系统植物园的建设与发展按职能实行分类指导，并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协调。三是统一标准。通过部门间的协同研究，制定植物园植物保护管理技术标准和评估办法,使植物园植物保护管理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四是合理布局。根据植物资源保护情况和植物园建设现状，结合植物保护及植物园发展需要，按照区域定位合理、物种特色突出等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划植物园建设与发展。五是保护优先。根据植物保护的重点和要求，在植物园建设内容上，要优先支持和重点改善与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引种回归等有关的设施和条件。六是科技创新。植物迁地保护及其科研活动属科技前沿工作，应不断创新迁地保护的理论和技术，推动植物园建设管理的科技进步。七是功能兼顾。要重视发挥植物园在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生态游憩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惠益公众，服务社会。
三、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
（六）统筹规划植物园建设与发展。我国植物园建设与发展在总体上已达到一定规模，初步形成了迁地保护网络的格局。但在植物园的分布和建设内容上，还存在重要区域和重要植物种类的保护空缺，要在分析现有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现状基础上，统筹规划植物园建设与发展，使植物园发展走“规模扩展”和“内涵发展”并重的路子，进一步覆盖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尽可能多地保存我国植物区系成分和植物种类。
（七）强化植物园在迁地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开展植物迁地保护和种质资源保存是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围绕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这个重点和主线，做好植物园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要将区域内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作为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的优先内容。要突出抓好能力建设，合理配置植物种类，根据其生物学特性，以及生态环境和植被类型相似性的原则，选择和创建适宜物种异地保存和繁育的生境条件,并科学构建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群落，使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要加强迁地保护种群的档案建设与管理，对迁地保护的物种要建立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详细记录种群来源和迁地后的保护情况。要不断加强科学研究，根据科研需求，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在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上给予倾斜，并认真总结和推广科研成果，充分体现植物园物种迁地保护作用和功能的发挥。
（八）创新植物园管理机制。在继续推动林业、住房城乡建设、中科院等部门所属植物园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发挥各植物园学会、协会的桥梁作用及政府参谋作用。实现植物园间物种资源和信息共享，促进管理、科普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交流，彰显和发挥植物园体系的综合作用。由国家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科院共同设立植物园协调管理机制（植物园联盟），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加强对植物园建设与发展和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的协商沟通和指导，并主动加强与农业、医药等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建立联合推动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的有效机制，汇集多方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谋划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理念和管理模式，合力推进植物园建设与发展和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通过建立部门之间、部门和植物园之间、植物园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逐步形成工作有联系、合作有渠道、发展有目标、推动有措施、政策有保障、管理有制度的系统性工作格局。
（九）研究探讨植物园分级分类建设管理模式。林业、住房城乡建设、中科院等部门需根据我国植物园管理现状及保护发展需要，共同研究探讨国家植物园和地方植物园分级分类建设管理模式，特别是要参照国际相关建设标准及管理规定，制定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的国家植物园建设评审和认证标准，并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评估、建立植物园分级分类建设与管理体系构架，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切实推动我国植物园体系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十）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迁地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植物园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展示植物物种保护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我国目前与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植物园建立了合作关系，要加强国家之间植物园迁地保护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与国际植物园保护协会（BGCI）、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受威胁植物委员会（IUCN-/TPC）、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IBPGR）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及时了解植物迁地保护的相关信息与技术，促进我国植物园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十一）加强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科普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植物园迁地保护的认知和参与。进一步强化植物园的科普功能，立足于植物园所收集、栽培的植物，区分不同对象采取有针对性、有特色的形式和方法，向公众宣传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科学知识，增强全社会保护野生植物的意识和行动。
四、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资金投入
（十二）强化对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国家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科院将按照各自的职责，进一步加强植物园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切实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和指导。要准确把握迁地保护工作的特点、重点和趋势，对生长受到威胁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列入国家拯救保护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优先和重点采取拯救措施，制定专项拯救方案或规划，通过采取种苗繁殖、生境营造、种群管理以及种质资源保存等措施，强化对野生植物的拯救保护、回归引种及野生种群重建，并督促和检查相关措施的落实。
（十三）加强对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的资金投入。植物物种资源的迁地保护事关国家战略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属国家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各级林业、住建及中科院等部门和系统，应将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列入部门或系统规划，加大对植物园建设与发展和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的投入。应高度重视，争取将植物园建设与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植物园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发展所需资金的投入，确保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采取多种形式参与植物园建设与发展和植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为促进我国野生植物保护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国家林业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国科学院
2012年10月13日